寫讀后感絕不是對原文的抄錄或簡單地復述，不能脫離原文任意發揮，應以寫“體會”為主。如何才能寫出一篇讓人動容的讀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給大家講一講優秀的讀后感文章怎么寫，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史學史讀后感篇一

首先，我認為本書最大的價值便是向我們傳遞了正確的歷史價值觀，便是求真二字。然而短短兩字，歷史上又有多少史學家能真正做到。即便是太史公，也會在高祖劉邦出生時附上神話色彩，而圣人孔子，更是首創“春秋筆法”，在對事件人物的描述中夾雜個人的主觀判斷。好人、壞人在以紀傳體為主流的中國史學中似乎一目了然。葛氏對于歷史的定義便是“人們對過去事實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而歷史終歸是人記錄的，只要是人，就難免帶有主觀的個人情感，因此還原歷史的真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求真便變得十分困難，但“真實的歷史依然是歷史學家永恒的追求，離開了真實，史學就沒有任何價值，”這是我們歷史研究者的職業操守，是我們這個學科的靈魂，也是本書的核心。

其次，葛氏主張將歷史運用與歷史研究區分開來。而在如今這個功利至上的社會，大家所談論的幾乎都是歷史的作用，歷史能給我們帶來什么？政治宣傳？愛國情懷？民族自豪感？拉動地方經濟？還是通過考證古代疆域的歸屬使我們在爭議邊界上的爭奪上占有先機？葛氏認為這些都是歷史運用，“古為今用追求的是現今的實際效果，一旦歷史學家將歷史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此，那就非常危險了，將是否符合現實需要作為評判歷史研究價值的唯一標準，歷史研究就會變成某些利益集團或觀念服務的工具。”而其實真正的歷史研究現實價值非常地小，它可能是對某個歷史人物死因的調查，也可能是對某人生卒年月的考證，本身并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它卻訓練了研究者發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我認為這是本書向我們傳遞的第二個觀點，歷史研究是單純的，不應該受政治、經濟等其他因素的捆綁。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論稿》中就指出“后世往往以成敗論人，而國史復經勝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見當時真相”。就像你研究王莽，用的材料卻是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那濃厚的主觀色彩自不必說，自然做不到客觀評價。而葛氏在文中也提到，中國史學存在著“重判斷，輕計量”的缺陷，史書中一遇到災荒便是“十室九空”之詞，而一遇到豐年，便是“人口倍增”，葛氏認為這些都是文學性的計量詞語，如果真的以此為計量數據進行統計那真實性必然大打折扣。

感謝葛劍雄教授用文字為我們上了這么豐富的一堂歷史學普及課。這對于非歷史學科班出身的我來說是大有收獲的，希望未來三年的我能不忘兒時初心，在廈門大學潛心學習，將歷史學變成我一生所熱愛和忠誠的事業。

史學史讀后感篇二

流金的“七一”，燃情的“七一”，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展現著信念與理想。在那災難深重，血雨腥風的漫漫長夜，是“七一”的晨曦撥開華夏大地重重迷霧，激勵著華夏兒女，為了民族的自由獨立。共產主義信念的火種撒向大地，把理想的火炬照徹強國之路，萬里河山因此而挺拔俊秀，雄渾壯麗;歷史的長河因此而波瀾壯闊，豪情萬丈。

光輝的“七一”，絢麗的“七一”，華夏兒女聚集在鮮紅的旗幟下，為鋪就強國之路，幾代中華兒女揮舞著銀鐮披荊斬棘，奮發進取，用實踐的巨筆描繪出一幅幅嶄新的畫卷。

強國之路在探索的腳步聲中不斷延伸，富強的夢想一天天實現。大慶油田燈火輝煌，長江大橋飛架南北，蘑菇云直沖云霄，雖然強國之路有過曲折，但探索的腳步從未停下，絢麗的紫荊花和醉人的金蓮綻露出久違的笑臉。申奧、申博成功、加入世貿……中華大地喜事連連。“七一”宣言匯集了一代代仁人志士，托起了東方地平線上一輪不落的紅日。

1的光輝歷程，走出了一條亙古不變的真理：中國共產黨是時代的中流砥柱，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是的，黨100歲了，我們為黨的歷史之久而高興，更為黨在九十八歲之際，依然干勁十足，依然蓬勃向上，依然前途無量而自豪!

史學史讀后感篇三

魯迅指出時弊，機鋒尤在士林，已經指出儒士所在社會弊端迂在科舉。《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一位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小說家，困于科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閱歷的增加，吳敬梓對科舉考試的態度逐漸由追求到失望，最后發展到冷淡憎惡。他雖流下儒士的眼淚但也從科場的深淵中跳脫出來。

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闡釋世界，指導人生的擔子幾乎責無旁貸地落在讀書人的身上。古埃及的祭司階層，印度的婆羅門，中國古代的儒士，都以解說歷史，提供社會生活模式為天職，但也顯示出早期讀書人的獨立性與豪邁感。《儒林外史》所集中展示的是禮教的敗壞與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心靈世界。他們的遭遇基本都與儒學與科場有關。

科舉制度強有力地削弱了知識階層的獨立性，這種制度將確認讀書人的價值標準空前地簡單化，程式化了。科名并不能作為衡量學識標尺，所以書中的遲衡山由此無不憤激地提岀：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把學問與功名放在了沒有內在聯系的位置上。自然，科舉制度也不能牢籠所有的讀書人，蘧景玉說：“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這樣的見解便擺脫科名的羈絆與科場的深淵。

在《儒林外史》中不追求科名的讀書人，大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儒士中的佼佼者，他們繼承了士人足以引為自豪的任道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是頂追求“仕進”的。《儒林外史》對隱逸的偏愛也正基于對道的執著。書中的王冕母親曾說，“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囑咐王冕“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著答應了。在吳敬梓看來，官場是勢利所在那里處處有**，人生之舟隨時可能傾覆，一個以道自任的儒士，萬不輕易地涉及官場。退出勢利場，不受功名富貴的牢籠。這部分讀書人對于自身的地位、性質和作用有著相當清醒的意識。對社會風氣的改善也做出貢獻，可見他們的性情恬退以“憂天下”為前提，并非一種機智的文人情趣，并非起然于社會生活之外的自我陶醉。可見這些儒士雖然擺脫科舉的深淵卻依舊生活在禮教的牢籠中。

第二類人就更可笑了，他們以退為進，以隱邀名，近乎詭道，他們能贏得廣泛的社會聲譽，表明人未能盡其才在科舉制度下并非偶然現象，正是鉆了科舉制度衡量人物不完全可靠的空。

惜哉，雖此二者不論功名，尚各位“儒士”爭名奪利，落入科淵，哀哉。

史學史讀后感篇四

《歷史學家的技藝》應該算是我歷史學專業的入門書籍，書雖薄，但或許承載的卻是布洛克一生的研究。布洛克被譽為年鑒學派的開山祖師，此書即是布洛赫不同于傳統史學觀念的新史學觀念的大致匯總，很遺憾布洛克未完成此書，未完整的闡述完他的“革新”史學觀念便英勇就義。

書中觀念、理念多多，有關歷史的種種內涵與外延，以及與歷史相關的歷史證明，歷史表達等等等等。很慚愧，我沒有十分良好的讀書習慣，也還未培養起足夠的史學耐心，去啃，去鉆研，去提問。我只是懵懵懂懂地開始閱讀，再似是而非地合上書，似懂非懂。

從個人視角而言，“歷史”已經變了。“歷史”不再是高中歷史書上的那些零散的確定的一二三事，“歷史”是一門專業的學科了；“歷史”不再是那四本書上的黑字可以任意把玩，“歷史”是一個巨人了，作為一門專業學科它有自己的體系，思維方式，它有自己的起源發展——這是史學史，它有自己的實證方式……；“歷史”不再是高考中的一個科目，“歷史”現在在社會中，在國家中，在人類中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歷史”已經變了，跳出應試教育，它以全新的姿態立于我的面前。

《歷史學家的技藝》在我對“全新的歷史”感到迷惑時，以一種極具沖擊力的形式出現了。它讓我明晰“歷史已變”，坦白說，它也加劇了我的困惑甚至讓我感到困頓與挫折，因為我并沒能完全讀懂這本書。當試圖弄懂卻總是有始無終時，于我而言，困頓與挫折是一定的。看不懂，因為太新的觀念又太多了，復雜且令我懵圈。

我從未接受過系統的史學教育，并且思維模式停止在高中階段，也僅是在此時我才清楚地認識到淺薄與短見，我的固步自封，我的愚蠢，大學開學兩月余，也許很多細枝末節之處藏著教授們的歷史觀念的教導，而我未聽未覺未思，毫無改變，毫無長進。那么此時，《歷史學家的技藝》就更像是“一語驚醒夢中人”的“一語”，告訴了我“歷史學”大致努力的方向，不僅僅再是高中課本的知識積累了。

總而言之，《歷史學家的技藝》是一本史學觀念，史學理論，年鑒學派的入門書籍，從書中闡述的具體內容而言；于我而言，《歷史學家的技藝》告訴我歷史已經不再囿于應試教育了，你應該夢醒了，你應該有所改變了。

史學史讀后感篇五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技術的發展與社會日新月異的改變，傳統的歷史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了探索未來的道路，它必須在理論或者方法上進行一定的突破，從而在新環境中走出一條穩健道路，英國歷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著作《當代史學主要趨勢》就是對當代史學的發展道路的記錄。該書著重闡述了當代史學發展的趨勢、一般方法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共有7章，分別為“處于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影響”“歷史學的新領域”“探究歷史學的意義：國別史、比較史學和‘元歷史學’”“歷史研究工作的組織”“結語：當前趨勢和問題”。該書拋棄了“歐洲中心論”的陳腐說教，也沒有受到意識形態的局限，不僅論述了西方國家的歷史研究，同時也花大量篇幅論述了東歐、蘇聯、第三世界國家等的歷史研究。當然，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世界歷史發展的前沿，選擇有代表性的觀點與理論，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進行整體性的把握。本書主要告訴我們，在20世紀后半期以來，歷史學研究走上了社會化的道路。

以往的歷史研究主要是實證研究，然而，當時間進入20世紀，這種情況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因為德國歷史主義思想流派異軍突起且不斷擴大其影響，二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然而，馬克思主義史學雖在不少社會主義國家占據主導地位，但因為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以及階級斗爭情況，也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與促進作用，歷史學一度陷入危機。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社會科學雪中送炭，幫助歷史學完成了新趨勢的建立。

首先，歷史研究的社會化是指歷史學研究擺脫了封閉狀態，正如巴勒克拉夫在書中總結的那樣到，20世紀的史學成果主要源于方法的創新，即歷史學擺脫了封閉的實證主義研究，開始采用一些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態度去解決歷史學遇到的問題和處理歷史資料的時代已經到來”。

比如作者在書中舉例說明的法國年鑒學派，他們所關心的是處于時代中的人類的全部活動，是“屬于人類，取決于人類，服務于人類的一切；是表達人類，說明人類的存在、活動、愛好和方式的一切。”他們的根本目標是創造一種“全面的歷史”，以取代“事件構成的歷史”。

作者認為其對歷史學的貢獻不在于歷史觀念的更新，而在于方法論上，主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史料，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堅持歷史研究工作的前提是提出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如何才能實現”總體的歷史學的實踐問題。在年鑒學派等的主持下，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影響到歷史學。比如糾正了歷史學固有的種族中心主義，加強對理論問題的重視，并應用系統分析方法等數量分析技術，等等。

其次，隨著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方法引入到歷史研究，傳統的歷史體系得到更新。“從研究個別和具體轉向研究普遍規律，是把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都作為最終以人類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的嘗試”，歷史學家不再只去關心政治史，而是試著去關注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于是，便出現了一下新的交叉學科和研究領域：歷史社會學、歷史人類學、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等。

最后，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也包括“歷史學家視野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巴特克卡夫也認為，當代史學研究應注重時空方向的拓展，歷史研究應該是與時俱進的、不斷革新的。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在對歐洲地區傾注了太多的目光，而忽略了東南亞、非洲、美洲等的歷史探究，作為世界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些地區所發生的史前史、殖民史、民族運動史、文化史等同樣需要得到關注。歷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在研究的時間和空間上都出現了新領域。

在時間上主要表現為史前考古方面。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可以算是歷史研究領域擴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因為它對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都產生了普遍的影響，改變了他們對人類過去的看法。在空間上則表現為突破傳統的“歐洲中心論”，亞洲史、非洲史、拉美史蓬勃興起，真正實現了“全球史觀”或“整體史觀”。

成為一門真正的現代科學。

當然，在本書中，作者雖強調要摒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觀，但是也沒能完全跳脫“歐洲中心論”史學觀對自我的影響。他認為19、20世紀世界史學在方法論上的進步均來自歐洲史學的向外部的傳播，而忽視了其他國家、其他地區在歷史研究上所取得的突破。